11月3日，广东省检察院在披露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典型案例时，又把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违法减刑的事翻了出来。当初，张海因犯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一审获刑15年，经过两次违规减刑，他在服刑6年后得以出狱，目前已经下落不明。

　　张海的两次违规减刑是这样操作的：一次是通过行贿看守所副所长罗建能，让张海得到另一在押人员的举报线索，从而因为“立功”在二审中减刑到10年；另一次减刑则是，张海手下的员工找到了一家专利代理公司，以张海的名义申报一个“汽车前后双视镜”的专利，并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因为有了这个专利，张海被认定为“重大立功”，从而减刑2年又1个月。

　　先来说张海名下的专利——“汽车前后双视镜”是什么东西。其实，检索一下专利证书就可以知道，这个听起来“高科技”的专利，其实就是在汽车反光镜内侧装了一个凸起的小镜子，起到“观察前后轮”的作用。就是这么一个百无一用的雕虫小技，在获得国家专利证书之后，让张海实现了“重大立功”，从而得到减刑。

　　事实上，不少人（特别是官员）进监狱服刑之后，马上就会变身为“监狱发明家”。比如，原足协副主席南勇，就在他服刑期间取得4项专利，虽然官方已经澄清南勇的专利与其得到减刑无关，但是，像张海那样走“监狱发明家”的歪路，达到曲线减刑的，大有人在。甚至记者还发现，一些知识产权中介机构有偿为服刑人员提供“专利减刑”服务，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哪里出了问题？

　　首先，将专利与减刑挂钩，始于1980年代。1989年最高法印发《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将服刑人员“在生产中有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与制止他犯逃跑、行凶、破坏等犯罪活动，舍己救人等并列作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予以减刑。之后，这又被写入了1997年版的《刑法》。一些地方的实施细则中，将“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明确为：1项以上发明专利，或2项实用新型专利，或3项外观专利等等。

　　现在冷静地看，当年用减刑来奖励专利，确实有1980年代盲目崇拜科技的遗风，在执行中，张海那种后视镜边上安块小镜子的“垃圾专利”，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成为违规减刑、“合法越狱”的利器。

　　其次，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特别是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当下，全社会应对专利“祛魅”。

　　专利，未必就是高科技（特别是“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其门槛很低），也未必会产生产业创新、升级的效果。但问题是，政府主导的对专利的不合理的奖励机制，导致专利申请与升学、晋职、减刑、财政补贴、户口等好处相挂钩，结果是土法上马的“垃圾专利”泛滥成灾。

　　比如，大连市某中学的学生听信“得专利能高考加分”的传言，一个班上竟然有20多名同学有专利：在钢笔帽上拴条铁链，叫“钢笔帽防丢器”；给电脑屏贴张塑料纸，叫“防电脑辐射仪”……

　　专利制度，是国家对于创新的保护，但也仅止于“创新”这个层面；授予专利，不代表国家对专利的应用效果、市场前景的背书。事实上，因为不合理的奖励机制，中国已经沦为“垃圾专利”的重灾区，专利数量和质量严重背离。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已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但其中大量充斥着各种用于“立功减刑”、报职称的“垃圾专利”。

　　谈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离不开专利保护，但不能念歪了经。政府应摆正自己的位置，让市场来检验专利的效果和市场前景，不能用不合理的奖励机制扭曲专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