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眼睁睁的盯住某跨国专业巨头公司的等离子体空调机，以2002年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从我国轻易赚走上百亿元。另一跨国公司的等离子体电冰箱同样如此。而我在先的发明专利却躺在那里毫无办法！”虽然已过去多年，赵庶陶，这位已入花甲之年的中科院的退休老工程师，中国最早的一代非职务发明家，说到这事仍然抑制不住激动。


　　专利权按其归属单位还是个人可相应分为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据统计，我国非职务发明人，也就是俗称的民间发明家数量已达百万，是一个庞大的不容忽视的群体。据国知局十月下旬的最新统计，从1985年4月到2009年9月，国内三种专利的申请量中，非职务专利申请占了56.8%；同一时期的专利授权量上，非职务专利授权占了57.4%。在中国二十多年的专利史上，拥有最少资金援助的非职务发明专利一直占据着半壁江山。


　　全国高科技投融资委员会主任潘峙钢在今年6月举办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交易投资博览会上表示，目前我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达200万人以上，专利申请受理总述突破500万件，增长的速度均居世界榜首，但我国拥有的专利技术转化率却不足1%。非职务专利的转化率更低，甚至有人预测不足千分之一。大量的专利“埋在深闺无人识”，甚至有美国一家公司委托北京的分部在失效专利库里慧眼识“金”，白白捧走了一批专利技术，由此节约了上百万美元的转让费。


　　非职务发明人处境艰难


　　虽然非职务发明为我国的专利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们的处境却普遍令人同情。赵老曾苦笑的说了这么句对联：发明创造风险大；申请专利更慎重。横批：血本无归。这些民间发明家们得不到任何资助，却要承担高额的研究费用和专利费。许多人债台高筑，成为“科技界丐帮”，“专利流浪汉”。


　　“至少我还有退休金吧，” 说到非职务发明人的处境，赵老不无调侃的说，“歌星、影星、笑星、体星，一有成绩，就有丰富收入和奖励，并且此前也会得到资助。只有作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发明人不同，获得专利，从此就背上了专利费的沉重负担。成就（专利）越多，负担越重，亏的越多。许多人在搞发明、专利之前生活富裕，可是在取得成绩（专利）之后却变得一贫如洗。”


　　被网友称为“诉讼三兄弟”的任文林、解文武和巩文杰就是典型的代表。任文林从1992年从事个人发明，称为所谓的“职业发明人”。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可以检索到从1992年到2009年，任文林提出了103项专利申请，其中发明专利53条，50多项已获授权。然而，这些专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收益，相反，他却因为痴迷发明而穷困潦倒，变成“吃救济的发明大王”。除了每年至少两万以上的专利申请和维持费用，任文林还不得不面临无数的官司诉讼，这些诉讼非但没给他带来多少收益反而欠下了更多的债务。解文武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偶然的机遇成了“职业发明人”。他发明的手机防盗技术被当时的行业权威媒体《移动通信》杂志对这项技术的评价是“至今是我国移动通信终端技术领域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不多的发明专利之一。”然而几场官司下来，解文武心力交瘁，甚至卖掉了房子背井离乡。巩文杰节衣缩食搞发明拥有授权专利15项，迄今仍处境艰难。


　　非职务发明屡受侵权难维权


　　有些人把非职务发明转化率低的原因归咎于非职务发明本身质量低，缺乏市场。对此，赵老不无愤慨的说：“没有市场，何来侵权。侵权本身就说明有市场，侵权者众说明市场大。”


　　从2003年开始，任文林南北奔波，到各地打了几十场官司。2004年他仅仅因为打官司就花了10万元，最后只收回1万元。从获得“手机自动隐形拨号报失的实现方法”专利的第二年，解文武开始陷入一场有一场的官司，耗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他全家赖以谋生的手机店因此生意日益惨淡，最终不得不停业。2006年初，为了筹钱继续打官司，解文武卖掉了家里的房子，背井离乡，举家搬到北京租房子住，整天奔波在寓所和法院之间。最后，心力交瘁的解文武终于把自己的专利卖掉了。“诉讼三兄弟”的巩文杰也未能远离官司。2006年，巩文杰先后在重庆和北京两地法院起诉五粮液集团，称其剽窃了他的酒盒外观设计专利。官司打了一年多，一审、二审巩文杰都败诉。


　　对非职务发明人来说，单枪匹马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打侵权官司时，各方面都出于弱势，胜诉的概率很低。非物质发明人即使有把握胜诉，也常常无法承受高额的维权成本，最后就算官司打赢了，也往往是得不偿失，有的甚至因此而“破产”。


　　非职务发明人，路在何方？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知识产权产业的保护和支持力度。例如在创新型中小企业聚集地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工作等。但这些措施仅针对企业，作为创新力量的重要一支，非职务发明人，仍然游离在产业的边缘。


　　非职务发明人也在努力向社会发出他们的声音。赵老曾一再向记者反复申明，建议相关部门取消专利年费：“发明人既未享受到任何服务，又未获利，而是赔本，却要缴纳沉重年费。连我们炒股赚的钱都不收税费，为什么发明人为了搞发明创新负债累累还要向他们收取高额年费？”事实上，任文林每年用于申请和维持专利的费用在两万元以上，十几年下来，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因为缺钱维持，他的大部分专利都已经失效了。像任文林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一些目光敏锐的业界人士也开始行动起来。2007年初，北京世纪天平知识产权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与任文林签署了“关于专利权托管的框架协议”，后者将其100多项技术成果一揽子交给世纪天平公司管理，托管内容包括专利转让、许可、投资、质押以及维权方面。“发明大王”终于可以认真的搞发明了。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非常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也许，北京世纪天平与任文林的合作可以给企业和发明人提供一些参考。


　　除了寻求外界援助，非职务发明人也在联合“自助”，开始做一些尝试来搭建他们自己的“平台”。李爱平就是其中一员。从90年代开始，李爱平就开始奔走各地，呼吁民间发明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发明创造中心基地。孔维铭在北大科技园创立了格物创道发明公司，以企业化的形式使发明人走向联合。虽然这些模式的效果目前很难评判，但毕竟，他们已经迈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网